明英宗朱祁镇是明朝第六位皇帝，他这一生最有名的三件事，一是土木堡之变，成为俘虏皇帝，但只是一年时间便是回到大明，并且在八年以后，以太上皇身份发动夺门之变，重新成为皇帝，这在中国历史上可谓是绝无仅有的。

二是为了师出有名，冤杀大功臣于谦。

【资料图】

三是废除了宫妃殉葬制度，做了一件好事。

今天说起明英宗这个皇帝，很多人认为明英宗发动夺门之变，废了弟弟明代宗朱祁钰的帝位，重新当皇帝，是得位不正，甚至是最得位不正的皇帝，那么这是怎么回事呢，今天宋安之来具体说说。

持这个观点的人，之所以这样认为，主要是认为明英宗发动夺门之变，重新当皇帝，等于是无形中夺了儿子朱见深也就是明宪宗的帝位，使他推迟了八年时间继位。

其实这个观点也是有着一定依据的，因为明宣宗朱瞻基只有明英宗和明代宗两个儿子，而明代宗在明英宗御驾亲征被俘以后，由监国成为皇帝，坐稳帝位之后，是想尽办法，乃至是贿赂大臣，废掉了明英宗儿子朱见深的皇太子之位，改立为沂王，将自己的独子朱见济立为皇太子，而朱见济很明显没有这个太子命，也就是当了一年太子便是早夭。

因此到了景泰八年，明代宗病重，在明英宗发动夺门之变之前，当时明代宗能选择的继承人，也就是原来的太子朱见深了，因为他独子早夭，也只能从哥哥英宗一脉寻找继承人，总不能舍近求远，找其他堂兄弟或者更远的旁系兄弟的子嗣来继承帝位的。

所以明英宗复辟，等于是夺了儿子明宪宗朱见深的帝位，使朱见深推迟了八年时间，等到明英宗驾崩以后才继位的，因此明英宗是得位不正的，甚至可以说最得位不正的，因为他跟儿子争夺帝位啊。

但是事情真的有这么简单吗，其实并非如此。

表面来看，按照宗法血统来看，明代宗独子早夭以后，的确只能从哥哥明英宗一脉选择继承人，不能跳过这一脉，找更远的。

但这只是理论上的不能，当年明英宗御驾亲征，代宗不过是以藩王身份监国，还有皇太子朱见深在，按理说他是不能成为皇帝的，结果还不是成为皇帝了？

按理说明代宗，通俗点来说只是代理皇帝，在明英宗这个正牌皇帝回来以后，他就应该将帝位还给明英宗，但结果来看，他并没有。

再看看当时情况，其实是充满着不确定性的。

首先明代宗直至到了夺门之变时，都没有确定了继承人，没有明确要恢复了朱见深的太子之位。

而且虽说理论上明代宗只能选择明英宗之子朱见深这个前太子，但其实当时双方关系很紧张，人家朱见深好好的太子之位，说废就废；明英宗回到大明以后，没有将帝位还给人家也就算了，还如同软禁一般将其软禁在南宫，甚至可以说是虐待明英宗，明英宗没事喜欢在大树底下乘凉，御史高平说南宫树多，虽然隐藏奸诈之人，明代宗马上将树给砍了，搞得明英宗无树可倚，连乘凉的权力都被剥夺，由此可见双方关系的紧张。

而当时也有骑墙派，除却支持立明英宗之子朱见深为太子的大臣外，还有一部分大臣清楚明代宗与明英宗的紧张关系，所以想揣摩圣意，想投明代宗所好，诸如王文和萧维桢等大臣，意思是迎立襄王世子为太子；襄王是谁呢，是明宣宗的弟弟，明代宗和明英宗的叔叔，比之明代宗和朱见深的亲叔侄关系远多了，但是襄王一脉与明代宗关系并不紧张，这是他们的最大优势。

也就是说当时大臣分为两派，一派认为按照血缘亲疏，应该立明英宗之子朱见深为太子；一派认为应该立襄王世子，双方都纷纷向明代宗表达自己的意思，而明代宗并没有明确态度，而是打算在正月十七日的朝会上做最终决定。

但是正月十七日，夺门之变发生，明代宗没来得及表态，就失去了大权，而明英宗顺利复辟，重新成为皇帝。

综上来看，在明代宗病重之际，并没有确定立明英宗之子朱见深为太子，他还有一个襄王世子的选择，他有可能在病重之际为了弥补和缓和与明英宗的关系，立侄子朱见深为太子；但是更有可能立襄王世子，毕竟为了最高权力，他对明英宗还有朱见深打压的不轻，最后他只是将朱见深该得的太子之位还给人家，真的可以保证日后朱见深继位，可以既往不咎不清算他？

那样还不如将太子之位交给本该不可能成为太子的襄王世子，使他感激涕零，日后继位，自己的身后之名肯定有所保证。

当然不论明代宗如何选择，只要他没有确定朱见深为太子，那么明英宗复辟，就不等于夺了儿子朱见深的帝位，自然不存在得位不正的问题。

不能以没有确定的事情，也就是朱见深没有被明代宗明确立为太子的历史，直接认定肯定会将其立为太子，以此进一步认为明英宗复辟就是跟儿子抢，就是得位不正，这样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。

而且再退一万步说，明英宗本来就是正牌皇帝，他通过政变夺回自己的帝位，有何不可呢，如果以此一些站不住脚的理由认为他是得位不正，甚至是最得位不正，是大错特错。

客观来说，夺门之内风波之中，明英宗最大的问题不在于得位正不正的问题，而是他冤杀了对明朝社稷有着大功劳的于谦，可谓是千古奇冤，是中国司法史上的一大污点。

明英宗虽然废除了宫妃殉葬制度，并且根据史书上记载，是个有魅力，而且性格还不错的皇帝，但为了师出有名，即使他不忍心杀于谦，即使于谦并没有什么罪过，但也还是以他“意欲”迎立襄王世子罪名，而痛下杀手，由此可见政治其实是很无情的，通过于谦被冤杀之事，其残酷可见一斑。

而明英宗人生中的这一大污点，其实也是无形中影响了明朝的命运，连一心为国，对社稷有着大功于谦都落得一个不得好死的下场，长此以往，大大加剧了士大夫阶层的畏祸心理，所以到了明末，内忧外患之下，朝廷大臣多是敷衍了事，忠心为国的少之又少，甚至李自成大军进军北京，崇祯帝要求大臣捐献钱财，这些大臣也是紧握钱袋子，朝廷无钱稳定军心，最终是明朝灭亡。

明末不是出不了于谦这样可以力挽狂澜的人物，只是有明一代276年，一心为国之人多是不得好死的下场，那样的环境，又怎么培养得出于谦式的人物呢？

即便是有这样的人物，到了明末也没有发挥的空间，真是让人唏嘘不已。

当然明朝二百多年对于一心为国之人不论如何，也不能以此作为明末那群不知廉耻的变节之臣的遮羞布，固然统治阶级的方式过于严厉，但是变节之人也有问题的，不能单纯以一方面原因来定论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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